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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人类文明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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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么可以证明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    

城邦、建筑、书卷、工具、音乐……这些都没错,但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垃圾。    

在意大利的罗马,人们发现了可能是目前世界上可考证的、最早的垃圾填埋场——泰斯塔乔山。它建成于公元2——3世纪,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积存了约58万立方米的古罗马时代废弃的陶罐和瓦片。泰斯塔乔山填埋场堆积的废弃物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古罗马帝国时期的人口聚集和物质生产程度,考古学家可借此分析出那个时代的人口规模和手工艺水平。    

威廉·拉什杰等人所著的《垃圾之歌》一书,将“垃圾的考古学研究”作为全书的副标题。这本书讲述了对美国大型生活垃圾填埋场之一、位于纽约的清泉垃圾填埋场的挖掘和采样研究,发现了很多超出传统垃圾研究领域的人口、社会、行为学等方面的有趣信息。    

2012年,我们对湖北省的一处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了采样分析,最深的样品取自垃圾填埋场表面以下24米。结果显示,在填埋场投入使用的14年间,存量垃圾中的塑料废弃物比例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反映了当今社会塑料产品消费量的快速增长。    

人类社会对垃圾的处理、利用和管理水平也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提高。    

在人类社会早期,游牧部落很少关注垃圾问题,而定居部落必须把垃圾清除掉。古代以色列地区,人们对有机垃圾进行堆肥,对无机垃圾进行焚烧。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们命令自己的奴隶用陶器收集垃圾和排泄物。在唐朝,我国就已经有垃圾回收这个行业。《太平广记》记载了(唐朝)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美国学者富兰克林·金在清朝末年考察中国的农业发展时,发现我国农田可持续管理的秘诀就在于粪便和有机垃圾的回田利用。他在《四千年农夫》中记录:“1908年,一个承包商以3。1万美元的价格获得了收集7。8万吨人类粪便的特权,并将其出售给周边乡下的农民……”    

19世纪是垃圾处理史上的重要转折期。在欧洲,由于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城市管理者施行了许多有助于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的措施,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有组织地把垃圾从居民点运送到城外,在街道上放置垃圾桶、建造垃圾坑。    

1831年,英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暴发了霍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糟糕的城市卫生状况增加了瘟疫传播的可能性。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普遍开始重新认识城市环境卫生,改变对垃圾处理的观念,催生了垃圾管理的新时代。1876——1877年,英国的利兹、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等城市建造了最早的一批垃圾焚烧厂,焚烧厂在解决垃圾所带来的流行病传播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19世纪末的美国也面临着“垃圾围城”的问题。1890年的纽约曼哈顿街头,随处可见生活垃圾,纽约法拉盛地区的科罗娜垃圾填埋场堆满了繁华的纽约城所产生的垃圾。在洛杉矶,用于焚烧生活垃圾的小型焚烧炉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1894年,美国开展了著名的“清洁纽约”计划,环卫工人身着统一的白色制服,负责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也产生了由马车巡游市区收集可回收垃圾的产业。1885年,位于纽约总督岛的美国第一家垃圾焚烧发电设施投入运营,在此之后,有数百家小型垃圾焚烧厂建成投产。    

日本的生活垃圾管理变革也出现在19世纪末。在江户时代(16世纪),城镇上有专门的垃圾清运者,他们和居民协商价格,把垃圾运送到东京湾填埋场,将有机易腐垃圾、金属、可燃垃圾挑选出来,分别卖给农家、铁匠、澡堂。幕府设置有专门的“垃圾纠察”人员,不允许居民私自乱倒垃圾;到了明治时代,一般由警察出面向垃圾清运者授予承包权。日本的《污染扫除法》在1900年出台,首次明确了政府对环卫事业负有全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垃圾处理基础设施非常稀缺,生活垃圾问题逐渐突显。1946年12月,日本东京发布了第一期《垃圾战争周报》,首次提出全社会应对“垃圾战争”的严峻性。    

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活垃圾的处理不是单一的技术或管理问题,而是行为改变、技术创新、环境治理、经济调控、社会管理等多因子影响下的复杂性问题。而垃圾处理也不应只聚焦在末端处理设施,應延伸到产生、收运、利用、处理、处置的全过程。在新的人类文明时代,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和管理手段不断创新,在科技、产业、文化等方面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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